朱虎:夫妻債務的具體類型和責任承擔
2019年9月25日      ( 正文字號: )
[ 導語 ]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編纂中,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夫妻債務。在規范依據上,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經歷了從《婚姻法》第41條的“共同生活”標準、《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婚內推定”標準再到《夫妻債務解釋》之下多元化標準的嬗變。但是,對于夫妻債務的具體類型、認定標準、舉證責任、責任承擔等問題,仍然有進一步詳細論證的必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虎副教授在《夫妻債務的具體類型和責任承擔》一文中,聚焦于前述問題,首先探求夫妻債務問題中的價值權衡,其次確定不同債務區分的標準和類型區分因素,再次論述具體的債務類型、責任承擔方式和舉證責任,最后得出整體的結論。
一、問題的提出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編纂中,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夫妻債務,涉及到夫妻債務的具體類型、認定標準、舉證責任、責任承擔等諸多問題,且這種爭論由來已久。《婚姻法》第41條關于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是較為抽象的“共同生活”,可操作性不強,舉證責任和對外責任承擔方式也不清晰。199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17條也以“共同生活”標準認定共同債務,離婚時共同債務以夫妻共同財產清償。2004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婚姻法解釋二》”)第23條仍以“共同生活”標準認定共同債務,但第24條似乎采取了婚內一方的舉債推定為共同債務的“婚內推定”標準,其目的是防止配偶雙方串通坑債權人的道德風險。但由于該規范把舉證責任分配給配偶另一方,例外規定較為狹窄,同時民間借貸被部分放開,法院在裁判中直接適用該條,甚至有部分法官機械司法,這導致《婚姻法》第41條所確立的共同生活標準在實踐中存在被無視的情形,產生了配偶一方與債權人串通坑配偶另一方使其“被負債”的情形,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對此回應,強調將“婚內推定”標準和“共同生活”標準連接起來,同時在舉證責任上內外區分,這典型地體現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14]民一他字第10號答復、[2015]民一他字第9號復函、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在官網上發布的《關于“撤銷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建議”的答復》、2017年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補充規定》和《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及夫妻債務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據此,無論是夫妻債務的內部關系還是外部關系,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都是“共同生活”,并且債務必須是真實合法的,不屬于舉債方與債權人串通的虛構債務、舉債方從事賭博或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中所負的債務;在內部關系中,由舉債方證明債務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在外部關系中,則由非舉債方證明債務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例如證明該債務是夫妻一方對外擔保之債。這種方式在各地高院的處理意見和具體案例中都較多體現。

這種“補丁方式”在2018年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夫妻債務解釋》”)被徹底更新,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更為多元化,包括因共同意思表示和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對于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只有在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形下,才被認定為共同債務。這實際上意味著之前最高法院所堅持的舉證責任內外有別的方式被改變。

但是,問題依然存在,夫妻債務究竟應當包含哪些類型,不同類型債務的具體區分標準為何,不同類型債務的責任承擔方式和舉證責任為何,都有進一步詳細論證的必要。本文即聚焦于這些問題,在法定共同財產制的前提下,首先探求夫妻債務問題中的價值權衡,其次確定不同債務區分的標準和類型區分因素,再次論述具體的債務類型、責任承擔方式和舉證責任,最后得出整體的結論。

二、價值權衡和規范技術

(一)價值權衡

夫妻債務問題背后蘊含的價值考量是婚姻家庭保護和債權人保護。這已經涉及到憲法對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問題。《憲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了婚姻、家庭受國家的保護,其功能之一就是確立憲法對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所謂制度性保障,是通過憲法對特定的制度提供一種特殊保護。憲法中的婚姻家庭保護條款,一方面是妨礙禁止,即設定了憲法中有約束力的價值判斷,課予立法者不得廢止婚姻家庭制度或者改變制度核心的義務,僅將這種權力保留給修憲者,防止立法者的侵害;另一方面是促進原則,要求立法者采取促進家庭的措施,但不能據此推導出具有憲法保障的請求權。在夫妻債務問題上,過分傾斜保護債權人,就會損害配偶尤其是未舉債方的利益,進而使得很多人基于疑慮而不愿進入到婚姻家庭之中,或者在婚姻家庭內部采取各種防范措施,進而損害到婚姻家庭本身作為共同體的價值。此時,立法者可能就未實現國家對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義務。

但是,在法秩序中存在多元價值,除了婚姻家庭保護之外,還存在其他價值,任何一個單獨的價值都不能絕對貫徹,而必須與法秩序的其他價值相互連接、支援,多元價值之間互為中心、互相支撐和限制,形成一種去中心化的“價值之網”,實現法秩序內部的價值融貫。在夫妻債務問題上,除了婚姻家庭的保護之外,還包括法秩序對債權人利益保護的價值和交易安全的價值,其憲法規范基礎可能在于《憲法》第13條的私有財產保護條款和第15條第1款的市場經濟條款。如果著眼于債務人的家庭,婚姻家庭保護與債權人利益保護似乎是對立的;但是,債權人也往往處于家庭之中,所以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也是保護債權人的婚姻家庭。此時,配偶另一方利益和債權人利益的關系就是保護債務人的婚姻家庭和保護債權人的婚姻家庭之間的關系,過分偏向配偶另一方利益,就可能會損及債權人的婚姻家庭,同樣無法實現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因此,保護債權人利益和婚姻家庭的保護并非必然對立,而要對此進行妥當平衡。

在衡量過程中,由于涉及到配偶雙方和債權人的三方關系,此時必須要考慮道德風險的問題。一方面,由于配偶雙方關系的緊密性,很容易出現配偶雙方串通損害債權人利益的道德風險;另一方面,在配偶關系出現緊張時,也會出現配偶一方與債權人串通損害配偶另一方利益的道德風險。規則的構建必須要慮及于此,防止道德風險的過分極端化發展,既不能讓配偶一方承擔不應該承擔的債務,也不能讓本該承擔債務的配偶一方逃避責任。

(二)規范技術

如果要妥當平衡配偶另一方利益和債權人利益,從規范技術上,就應當把婚姻存續期間的夫妻債務進行更精細的類型化區分,思考在具體類型中實現價值權衡的技術性工具。

類型化區分的首要問題就是區分標準,任何區分都是目的指向的,不同的區分目的決定了不同的區分標準。在夫妻債務問題上,配偶中的行為人當然要對債權人承擔責任,其個人財產如果能完全清償債務,并不會有太大的問題;關鍵是,如果其個人財產不能完全清償債務,那么此種不能清償的風險如何在配偶另一方和債權人之間分配。因此,夫妻債務如何進行類型化區分,其目的實質上就是要考量如何在配偶另一方和債權人之間妥當分配此種風險,這一角度并非回溯式的“向前看”,僅僅著眼于個案視角中的事后救濟,而是展望式的“向后看”,著眼于整體和事前視角中的不同規則所可能產生的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以更好地發揮行為導向的作用。

如果采取此種角度,夫妻債務的類型化區分中最主要的考量因素就是,比較配偶另一方和債權人的風險控制能力的強弱,同時判斷配偶另一方的獲益可能性的大小和程度。具體而言,在配偶另一方和債權人之中,基于對防止風險現實化的信息獲知成本、防免成本以及與配偶中行為人串通的道德風險的考量,誰的風險控制能力比較強,就更有理由將風險現實化的不利后果分配給誰;配偶另一方的獲益可能性何時較大,就更有理由將此時的不利后果分配給配偶另一方。

基于風險控制能力和獲益可能性的因素,首先就要區分配偶另一方是否參與到債務形成的行為和事實之中。以約定債務為例,如果是雙方意思表示所負的債務,配偶另一方也做出了意思表示,其本來就可以且應當考量自己的獲益可能,當其做出意思表示時,必須假定其對所有可能的風險和收益都予以了考量,基于意思自治,其對于自己意思表示的結果就應承擔責任。因此,配偶另一方對是否做出意思表示以及做出何種內容的意思表示具有完全的決定能力,其風險控制能力就極強。

其次,要考慮區分是否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在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中,債權人更可能推定配偶另一方是同意的,獲知未經配偶另一方同意的可能性較低,進而可能無法采取有效的防免措施,因此較之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此時的債權人的風險控制成本更高,同時配偶另一方的獲益可能性較大。

據此,關于夫妻債務的構建就要考慮到不同的類型,至少要區分配偶雙方行為所形成的債務、僅一方行為但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僅一方行為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同時具體考量不同類型債務中的舉證責任和責任承擔方式,通過債務類型、責任承擔方式和舉證責任這些技術工具實現配偶另一方利益和債權人利益的均衡。

三、因配偶雙方行為所負債務

因配偶雙方行為所負債務,指的是配偶雙方意思表示所形成的約定之債,以及配偶雙方行為等所形成的侵權等法定之債。如果配偶雙方都做出意思表示,或者雙方都實施了侵權行為,行為人之間存在配偶關系并沒有任何特殊之處,應當適用一般的合同法、侵權法等債法規則。例如,如果配偶雙方實施了侵權行為,那么就應當區分不同情形適用《侵權責任法》第8-12條的多數人侵權的規定,而有按份責任、連帶責任等不同的責任承擔方式以及不同的舉證責任,故不可一概而論。

如果配偶雙方都做出意思表示而負有債務,當然要基于配偶雙方與債權人的約定判斷配偶雙方的責任承擔方式是按份債務、連帶債務抑或其他。問題在于,如果意思表示對責任承擔方式不明時,配偶雙方是連帶責任還是按份責任。配偶雙方的連帶責任有利于債權人,因為債權人無需承擔配偶其中一方履行不能的風險,配偶另一方則要承擔內部追償不能的風險;反之,配偶雙方的按份責任有利于配偶雙方,債權人要承擔配偶其中一方履行不能的風險。如果考慮到配偶雙方在都做出意思表示的情形中,雙方一般都會具有親密關系,由此配偶雙方串通的道德風險更高,同時配偶雙方共同獲益的可能性較高,此時認定為配偶雙方承擔連帶責任就具有正當性。《民法總則》第178條第3項規定“連帶責任,由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據此,法律應當明確規定,因配偶雙方的意思表示所負債務,有疑義時,配偶雙方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配偶雙方的意思表示,依據《民法總則》第140條,可以是明示的意思表示,例如《夫妻債務解釋》明確列舉的配偶雙方共同簽字、配偶一方事后的口頭或者書面追認,配偶雙方共同或者分別做出的口頭承諾也被包括在內;也可以是默示的意思表示,例如夫妻雙方共同或者分別做出能夠推斷出共同負債的行為;在特定條件下還包括沉默,例如有證據證明配偶另一方對負債知曉且未提出異議的,包括存在出具借條時在場、所借款項匯入該方配偶掌握的銀行賬戶等情形,此時可以謹慎地推定夫妻有共同舉債的合意。對于配偶雙方存在共同的意思表示,《夫妻債務解釋》第1、3條遵循了一般的舉證規則,將舉證責任分配給債權人,債權人應當舉證證明配偶雙方存在負債的意思表示,例如夫妻雙方共同簽字的借款合同、借條以及短信、微信、QQ聊天記錄、郵件等其他能夠體現夫妻雙方負債的意思表示或事后追認的有關證據等。


四、配偶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

(一)配偶之間的連帶債務

基于配偶雙方的“生活共同體”要求,尤其是法定共同財產制背景下,配偶雙方“同甘”的同時應當“共苦”,這在配偶一方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中更為明顯。如前所述,配偶一方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債權人更可能認為配偶另一方是同意的,獲知未經配偶另一方同意的可能性較低,進而可能無法采取有效的防免措施,同時因為是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故配偶另一方據此獲益可能性較大。因此,使得配偶另一方對該類債務承擔責任就具有正當性,這也有助于降低債權人的風險控制成本,進而降低整體的交易成本。

但是,這仍未解決配偶另一方承擔責任的具體范圍是以共同財產為限,還是應當包括其個人財產?這涉及到對日常家事代理的理解。日常家事代理權(Schlüsselgewalt)并非《民法總則》第162條所規定的代理權(Vollmacht),其無需以被代理人(配偶另一方)名義做出法律行為,而是僅需要以自己的名義;在效果上也并非將法律行為的效果僅歸屬于被代理人(配偶另一方),而是對配偶雙方發生效力。日常家事代理最初是在男性對外承擔責任、女性僅僅作為家庭主婦的社會背景下,擴大女性權利,允許女性以男性的名義對外作出法律行為,并將該法律行為的法律效果歸屬于男性,此時代理的教義構建是合適的。但在現代社會中,此種社會圖景已經轉變,在價值上要實現男女平權,有理由使得配偶任何一方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做出的法律行為對配偶雙方都發生效力,由此將法律效果歸屬給配偶雙方共同承擔。實質上,這是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對生活共同體的重要性,將一方對外做出的法律行為通過法律擬制為雙方做出的法律行為,無需考慮配偶另一方是否參與;在教義上可以認為,此時雖然是一方做出的法律行為,但因為是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以擬制另一方對此債務作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這與配偶雙方都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形可以等同對待,與債權人無明確約定時,配偶雙方對此類債務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此時配偶另一方承擔責任的范圍自然就不僅僅是共同財產,而也應包括其個人財產。

如果配偶另一方對該債務僅以共同財產為限承擔責任,而不包括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這首先在外部關系中,會對債權人產生不利,其無法請求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而該類債權中的債權人恰恰風險控制能力較弱,需要特別予以保護;同時,此債務是基于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債權人基于配偶雙方的生活共同體,當然會信賴配偶雙方都會對此承擔全部的責任。在內部關系中,這也可能造成配偶雙方內部的不平衡,配偶中的行為人要以個人財產承擔責任,但配偶另一方卻不以個人財產承擔責任,這在配偶內部關系中,豈不是“干得越多,責任越大”嗎?如果并非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還可以認為配偶中的行為人不舉債即可,但現在討論的情形是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配偶雙方的相互推諉不利于生活共同體。試想,孩子生病需要借小額的錢醫治,假定不存在共同財產,那么借錢的配偶一方要以個人財產承擔責任,未借錢的配偶另一方卻不以個人財產承擔責任,那么這真的是可以接受的嗎?因此,配偶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應當由配偶雙方對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

(二)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認定和舉證責任

在實踐中,何為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一般應根據客觀標準予以認定,不取決于債權人個人的認識,這是由日常家事代理的首要目標是強化配偶之間的生活共同體而非保護交易安全所決定的。按照實踐中的觀點,判斷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時,可以參考國家統計局關于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消費的八大種類,根據夫妻共同生活的狀態(如雙方的職業、身份、資產、收入、興趣、家庭人數等)和當地一般社會生活習慣予以認定,結合負債金額大小、家庭富裕程度、夫妻關系是否安寧、當地經濟水平及交易習慣、借貸雙方的熟識程度、借款名義、資金流向等因素,立足點在于“必要”;如果舉債金額與舉債時家庭收入狀況、消費形態基本合理匹配,例如為正常的衣食住行消費、日用品購買、醫療保健、子女教育、老人贍養、文化消費等而舉債,可以認定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如果普通收入家庭中的配偶一方,舉債數百萬元供子女就讀國外頂級的私立中小學,或者家用住房和汽車的購買轉讓、訂立大額保險合同等等,這些就并非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各地高院在實踐中可因地制宜地規范小額債務的標準,例如單筆及單個債權人負債總額不超過十萬元或家庭年收入的兩倍,浙江高院對此就確定為“單筆舉債或對同一債權人舉債金額在20萬元(含本數)以下的”。

在舉證責任上,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由配偶雙方負責是為了強化配偶生活共同體,降低整體的交易成本,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應完全依據客觀標準予以判定,債權人僅需舉證證明債務存在、債務符合當地一般認為的家庭日常生活范圍即可,無需舉證證明該債務是否實際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在依據客觀標準認定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即使配偶另一方能夠舉證證明所負債務實際上未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但債權人并不能對該債務實際上是否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具有控制能力,因此配偶另一方也不能據此而不承擔責任。但也應適當考慮債權人主觀因素的作用。如果所負債務依據客觀標準認定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是配偶雙方存在對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圍進行了約定的限制,配偶另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夫妻之間的這種內部限制,配偶另一方就不應承擔連帶責任。同時,即使所負債務依據客觀標準認定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債權人也可能在提供借款時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負債務實際上并非是用于共同生活,如果配偶另一方仍然對此能夠證明,此時配偶另一方就不應承擔連帶責任,對此可以考量的證據包括債務發生于夫妻分居、離婚訴訟等夫妻關系不安寧期間,并且債權人對此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或者債權人與舉債人存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密切關系,對舉債人的生活狀況、夫妻關系較常人更為了解因此負有更嚴格的審查義務等。

五、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

(一)《夫妻債務解釋》規定的價值不平衡

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配偶另一方是否承擔責任以及如何承擔責任,在實踐中存在巨大的爭議。最高法院通過《夫妻債務解釋》第3條規定確定了以下最為基本的原則:第一,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原則上是個人債務,配偶另一方不承擔責任;第二,如果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則為共同債務。

如果著眼于配偶雙方的內部關系,按照該規定,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原則上是個人債務,配偶另一方完全不承擔任何責任,但同時,在法定共同財產制的背景下,配偶一方所負的該類債務用于經營,經營所得當然是夫妻的共同財產,這就違背了收益與風險相一致的原則,會導致配偶之間的不平等。當然,如果廣義地理解例外規定中的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使其包括配偶另一方間接受益的情形,此時讓配偶另一方承擔責任,上述配偶之間的不平等問題倒也不大。

最為麻煩的是與債權人之間的外部關系。按照該規定,債權人應當承擔例外的舉證責任,必須舉證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但是由于配偶之間生活的私密性,債權人獲知該債務的實際用途的成本較高,舉證較為困難,如果該債務被認為是舉債方的個人債務,則債權人為了讓配偶另一方承擔責任,必須采取足夠的風險預防措施,也就是通常而言的“共債共簽”,由配偶另一方也做出共同意思表示。例如,在配偶一方經營的過程中,其要進行大量的經營活動,每天簽署大量的合同,在債權人舉證證明該債務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經營較為困難的情況下,該債務就可能成為個人債務,僅僅由舉債方個人承擔責任,增加了舉債方與配偶另一方串通損害債權人的道德風險,為了避免此種風險而讓配偶另一方承擔責任,債權人必須要讓配偶另一方做出共同意思表示。此時就會涉及到大量的成本,包括識別舉債方是否有配偶的成本、識別做出意思表示的是否是舉債方真正配偶的成本;對于舉債方而言,其簽訂合同時必須總是要隨時與配偶另一方在一起,否則可能沒有人愿意和他簽訂合同,這也會導致大量的社會成本,產生巨大的負外部性,包括商業成本的巨大增加。同時配偶雙方由于認知不同而意見不一致,此時會出現配偶雙方的協商成本,配偶雙方在簽訂合同時必須在一起,而使得配偶另一方無法隨時照顧家庭,此時家庭功能部分喪失,由此又會增加替代喪失的家庭功能的社會成本。

《夫妻債務解釋》清晰認識到了在此類型的債務中,應當降低對債權人的保護程度。對比配偶一方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的情形,在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的情形中,債權人獲知未經配偶另一方同意的可能性更高,也可以采取更有效的風險防免措施,故其受保護程度較低。因此,《夫妻債務解釋》的價值取向整體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夫妻債務解釋》過分簡單地認識了“共債共簽”的成本,同時因為將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的舉證責任交給了債權人,這種成本就會更大。

因此,《夫妻債務解釋》第3條在配偶內部關系和與債權人的外部關系上,都會出現價值的不平衡,在保護了配偶另一方利益的同時會損害債權人利益,可能會產生極強的負外部性,增加社會成本。當然,由于《夫妻債務解釋》的生效時間尚短,并且債權人并非一個整體,無法如同配偶另一方(多數是女性)那樣形成組織性的社會壓力,但《夫妻債務解釋》所可能導致的社會成本和負外部性不可不察。并且,如前文所述,婚姻家庭保護與債權人利益保護并非截然對立,債權人也往往處于家庭之中,他也會有配偶,對債權人利益的極端忽視也可能破壞債權人的家庭,進而危及到對家庭的制度性保障。

(二)共同債務的法律后果

個人債務應當由舉債方負責,配偶另一方無需承擔任何責任,而夫妻共同債務就應當由配偶雙方以雙方的所有財產承擔連帶責任,此時,無論舉證責任是分配給債權人還是配偶另一方,都難以避免出現極端化情形,債權人要么根本無法請求配偶另一方承擔責任,要么可以請求配偶另一方承擔全部責任;配偶另一方要么不承擔任何責任,要么承擔全部責任。這種“全有”或者“全無”的結果,最后就會出現要么債權人不滿意要么配偶另一方不滿意的局面,無論如何都會進退維谷、左右為難。此時,既然舉證責任的分配無法根本解決問題,那么就必須考慮從責任承擔方式上予以更深入的思考。

1980年《婚姻法》第32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以共同財產償還。如該項財產不足清償時,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男女一方單獨所負債務,由本人償還。” 2001年《婚姻法》第41條對此作出了文字修改:“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共同財產不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按照立法釋義,這基本保留了1980年《婚姻法》對此的規定,同時明確,“婚姻關系終結時,夫妻債務清償應遵循的原則是共同債務以共同財產清償,個人債務以個人財產清償。” 因此,按照立法意圖,尤其是對配偶另一方而言,共同債務原則上是以共同財產予以償還。《婚姻法解釋二》第25條第2款直接規定了“一方就共同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將夫妻共同債務轉變成了連帶債務,這僅解決了配偶雙方承擔連帶責任,但不清晰的是責任財產的范圍是否是共同財產,實踐中則傾向于認為是配偶雙方的所有財產。

由此,這其中的區別直接涉及到責任財產的范圍。如果按照資產分割(asset partitioning)理論,概括財產可以形成多個特別財產,則配偶雙方的所有財產可區分為丈夫的個人財產、丈夫在共同財產中的潛在份額、妻子的個人財產以及妻子在共同財產中的潛在份額四個部分,雖然這種資產分割并非如同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那樣清晰,但也構成弱勢意義上的資產分割。如果是配偶之間的連帶債務,那么配偶雙方的共同財產(包括配偶雙方在其中的潛在份額)和配偶雙方的個人財產都應作為責任財產;但如果是共同債務通過共同財產償還,那么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就不應作為責任財產,而僅以其在共同財產中的潛在份額為限承擔責任。

從債權人角度考慮,在此種類型的債務中,由于僅僅是一方舉債且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債權人所合理信賴的責任財產是舉債方的所有財產,包括舉債方的個人財產以及其在共同財產中的潛在份額。但是因為法定共同財產制,舉債方通過該債務所直接和間接取得的收益成為共同財產,有可能使得共同財產增加(包括避免共同財產減少),配偶另一方由此獲益,那么配偶另一方所獲益的范圍也僅僅是因為共同財產增加而使得其潛在份額的財產數額增加,其個人財產并未必然因此獲益。因此,基于配偶另一方獲益的因素而加強對債權人的保護,債權人可以請求配偶另一方在獲益范圍內承擔責任,但不應將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作為責任財產。同時,因為獲益的具體計算極為復雜,尤其要計算獲益的具體范圍和數額、獲益與損失之間的數額區分,在實踐中可能會導致計算成本以及不清晰所導致的其他成本的增加,故對獲益采取抽象計算方式,此時配偶雙方的獲益就是共同財產。因此,債權人此時可以請求的責任財產就是配偶雙方的共同財產和舉債方的個人財產,對比配偶一方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時配偶雙方承擔連帶責任,此時對債權人的保護應予以合理降低,由此也能取得不同類型債務之中債權人利益保護的平衡。

按照立法機關的釋義,共同債務以共同財產清償,此時該債務的責任財產范圍似乎不包含舉債方的個人財產。但是,從債權人角度考慮,由于舉債方直接做出了舉債的意思表示,所以債權人信賴的是舉債方的所有財產,只是因為法定共同財產制,舉債方通過該債務的直接和間接所得成為了配偶的共同財產,所以配偶另一方才以共同財產為限承擔責任。如果責任財產范圍僅僅是共同財產,而不包括舉債方的個人財產的話,那么對于債權人而言,在舉債方個人財產多而共同財產少的情況之下其就會承擔風險,債權人就需要額外調查舉債方是否結婚,同時還要具體區分判斷某項具體財產是舉債方的個人財產還是共同財產,并在此基礎上確定數額,此時債權人的風險控制成本就會增加。從配偶雙方的內部關系角度考慮,例如舉債方一方直接經營而“主外”,另一方不經營而“主內”,從風險控制能力上而言,舉債人是直接主動選擇進入到債務關系中,而配偶另一方是被動地進入到債務關系中,兩相比較,舉債人的風險控制能力更強,因此其要承擔比配偶另一方更重一些的責任;同時,即使舉債方的經營所得成為了共同財產,但對于舉債方而言,共同財產的增加僅僅是顯性的獲益,還有大量隱性的獲益,例如舉債方由于經營而產生的未來的個人發展前景、能力的增長等等,這恰恰是配偶另一方所無法獲得的。基于風險控制能力的強弱、獲益的高低,由舉債方承擔更重的責任,包括其在共同財產中的潛在份額及其個人財產,而配偶另一方僅僅以共同財產為限承擔責任,也可以說是一種以共同財產范圍為限的“有限連帶責任”,結果就是合理的。

進一步思考,如果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所得成為雙方的共同財產,而部分共同財產又轉變成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是否要考慮該債務的責任財產范圍也應追及到配偶另一方個人財產的增加范圍呢?最為典型的情形就是,丈夫一方經營公司,為此舉債,公司經營所得是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產,但之后用部分共同財產為妻子購買專用的生活用品而成為妻子的個人財產(例如貴重首飾),或者夫妻雙方約定將部分共同財產轉變為妻子的個人財產,妻子的個人財產由此而增加,如果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產和丈夫一方的個人財產無法完全清償債務,那么債權人是否可以請求妻子在個人財產受益的范圍內承擔責任呢?必須承認,共同財產轉變成個人財產,很多情形是夫妻生活中正常組成部分,例如給妻子買衣服和一些首飾,這本身就是夫妻雙方的自由,不能貿然為債權人利益而禁止此種轉變,否則會危及夫妻的正常生活,且很多專用的生活用品可能根本就無法被執行。但是,此時確實可能會出現配偶雙方串通將共同財產轉變成另一方個人財產從而損害債權人利益的道德風險,對此,可以考慮通過《合同法》第74條所規定的撤銷權予以解決,甚至可以在部分情形中,將部分共同財產約定轉變為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認為是無償的,因此無需考量配偶另一方的善惡意。因此,撤銷權已經可以解決此種風險,而無需一般性地認為債權人可以請求配偶另一方在個人財產受益的范圍內承擔責任。

綜上,對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如果被認為是共同債務,那么責任財產的范圍應當是舉債方的個人財產、配偶雙方的共同財產,而并非如同連帶債務那樣也包括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從債權人角度來看,債權人所合理信賴的應當是舉債方的所有財產,無論如何也不應寄希望于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從配偶另一方的角度來看,此時其承擔責任的范圍是以共同財產為限,因此最多也就是其在婚姻中一無所得,但不至于將個人財產也搭進去。這樣就避免了在債權人和配偶另一方的利益保護之間,由于觀察者的立場不同所導致的極端后果,可以說是一個“中間路線”方案,該方案似乎會具有更強的社會接受度,并且有助于在不同類型債務之間、債權人和配偶另一方之間、配偶雙方之間都能形成有機的平衡,因此具有更強的正當性。

從比較法角度觀察,對此類型債務的責任財產是否包括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歐洲各國的處理方案并不完全一致。歐洲家庭法協會在比較歐洲各國法基礎上起草的《關于夫妻財產關系的歐洲家庭法原則》中,也采取了與本文相同的類型區分,其首先區分了共同債務(第4:40條)和個人債務(第4:41條);但第4:42條(共同債務的清償)中又區分共同債務(community debts)和連帶債務(joint and several debts),共同債務的責任財產包括共同財產和導致債務產生的配偶一方的個人財產,連帶債務的責任財產包括共同財產和配偶雙方的個人財產;第4:43條第1款規定個人債務原則上用個人財產、其婚后的收入和收益以及與共同財產混合于個人財產的部分予以清償。雖然類型的具體范圍和承擔規則有些差異,但整體上仍然區分個人債務、共同債務和連帶債務。

(三)共同債務與個人債務的區分:夫妻共同生活

當然,前文論述的僅僅是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被認定為共同債務的情形,但此類債務也可能被認為是該方配偶的個人債務,因此需要進一步討論區分的標準。按照《夫妻債務解釋》第3條的規定,該類型的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的是共同債務,否則就是個人債務。這里的“共同生活”與第2條所規定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就是不同的。如果是一方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雙方原則上承擔連帶責任;而如果是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該債務用于共同生活,這是配偶雙方的共同債務,配偶另一方僅以共同財產為限承擔責任,本部分論述的僅僅是這一類型的債務。

如前文所述,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基于客觀標準予以認定,因此,如果配偶一方超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也包括雖然符合依據客觀標準認定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超越配偶雙方關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約定限制這種情形),但所負債務直接或者間接地用于共同生活,這并非一方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而是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但用于共同生活。 “共同生活”在概念外延上大于“家庭日常生活”,大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圍的支出,只要是夫妻雙方共同消費支配、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財產、基于夫妻共同利益管理共同財產產生的,都屬于“共同生活”的范圍,即廣義理解為“配偶雙方從中獲益”。例如,如果配偶一方借巨額貸款為家庭購買家庭住房,并且事實上也確實用于購買了配偶雙方共有的家庭住房,此即用于“共同生活”,此時究竟應當如何處理?對此,可能有兩種方案:一種方案是認為此種情形也屬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圍,配偶雙方承擔連帶責任;第二種方案是認為屬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用于共同生活,因此配偶雙方承擔共同債務,此時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不屬于責任財產。

第一種方案更有利于債權人,但不利于配偶另一方;第二種方案反之。采取第一種方案其實就是廣義地從最終實際用途認定而非僅僅客觀標準或者外觀認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配偶一方超出外觀上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即使最終用于共同生活,但此時,由于從外觀上并非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因此,債權人本來就能夠認識到其中的風險,并在此基礎上采取風險控制措施,例如要求配偶雙方做出共同的意思表示,因此較之外觀上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中的債權人,此時債權人的風險控制成本要更低,沒有必要通過讓配偶雙方承擔連帶責任對之進行同等程度的保護,否則,就會與日常家事代理的維護生活共同體而非保護債權人的立法目的相違背,會出現“債權人搭便車”情形。同時,從配偶雙方的內部關系而言,如果是外觀上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配偶雙方一致同意的概率較高,但是如果是超出該范圍,即使最終用于共同生活,配偶雙方的意見本來就可能不一致,例如配偶雙方對是否購買共有房屋以及購買什么樣的房屋,都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意見,如果認為配偶雙方此時也承擔連帶責任,這就意味著配偶一方做出的行為捆綁式地將配偶另一方也拉入進來,忽視了配偶另一方在家庭生活中的決定權和自主意愿,是對婚姻共同體的全面惡化,也與目前國際上對于日常家事代理的趨勢相違背。這一點同樣適用于廣義共同生活所包含的共同經營情形,即主要是指由夫妻雙方共同決定生產經營事項,或者雖由一方決定但另一方進行了授權的情形,一般包括雙方共同從事工商業、共同投資以及購買生產資料等所負的債務。此時,即使配偶雙方共同經營,但配偶雙方對具體的經營行為仍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意見,貿然讓配偶雙方承擔連帶責任,同樣會出現上述問題。因此,在此類型的債務中,采取配偶雙方的連帶責任這種方案過度保護了債權人,同時惡化了婚姻共同體,有失價值正當性。基于前文的論述,第二種方案更具有價值正當性,即配偶雙方承擔共同債務,配偶另一方的個人財產不屬于該債務的責任范圍。

與此不同的是,配偶一方超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對債權人謊稱用于共同生活,例如謊稱購買共有房屋,但事實上是用于個人消費。此時,如果債權人根本沒有理由相信,這不會存在爭議,應當被認定為是舉債方的個人債務,但在債權人有理由相信的情況下,是否能夠運用信賴保護的原理類推《民法總則》第172條的表見代理,而認為是配偶雙方的共同債務使得配偶另一方承擔責任?如果交易時債權人已盡謹慎注意義務,經審查舉債人及其家庭支出需求、借款用途等,有充分理由相信債務確系為共同生活所負的,基于信賴保護原理,應當對債權人的此種合理信賴予以保護。但是,問題在于,此時為何要犧牲配偶另一方的利益保護善意債權人,此時當然要考慮配偶另一方的可歸責性。如果不區分情形,只要債權人有理由相信,就認為是配偶雙方的共同債務,則此時配偶關系的存在本身就使得配偶另一方具有可歸責性,從而如同在商事組織中那樣,因為商事組織應承擔“組織風險”,特定職務關系的存在本身即使得商事組織具有可歸責性。如果同等處理,配偶另一方就要承擔 “配偶關系風險”,但這可能會導致配偶之間的相互防范,增加配偶之間的風險控制成本,而危害到婚姻共同體,是對婚姻關系的破壞,可能未盡到憲法中的婚姻家庭保護的制度性保障義務。因此,不應當僅僅依據配偶關系的存在就認定配偶另一方具有可歸責性,從而使其承擔共同債務的責任。但是,如果因為配偶另一方的原因使得債權人在債務形成時有理由相信該債務用于共同生活,此時配偶另一方就具有可歸責性,依據信賴保護法理,此時可以類推適用表見代理規則,使得該債務是共同債務。甚至更進一步,舉債方無權代理配偶另一方做出意思表示時,如果因為配偶另一方的原因使得債權人在債務形成時有理由相信舉債方對配偶另一方有委托代理權,此時就直接適用表見代理規則,無特殊約定時,配偶雙方對此應該承擔連帶責任。

同樣值得考慮的是,因一方行為等原因依據侵權行為、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和法律的其他規定產生的法定之債,是否應當和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通過意思表示產生的約定之債同等對待?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往往限定在配偶一方做出法律行為的情形,因此法定之債無法被涵蓋入配偶一方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的類型中,但這些法定之債仍然存在是否為共同生活而負擔的判斷。如果法定之債是因為共同生活而負擔的,家庭通過債務人的活動從中受益,例如配偶一方從事運輸工作的收入用于共同生活,增加共同財產,則在運輸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損失,這應屬于配偶雙方的共同債務。配偶雙方應當按照共同債務的規則承擔責任;但是,如果該債務并未用于共同生活,債務人的活動并非為了家庭利益且家庭也未從中受益的,則應當認定為該方的個人債務。有觀點認為,在法定之債中,由于債權人不能基于自己的意思選擇債務人,甚至并不知悉債務人,無法事先采取足夠的風險預防措施,因此較之約定之債的債權人,法定之債的債權人風險控制成本更高,應得到更高程度的保護。但即使如此,既然債權人無法選擇債務人,為何在債務人未結婚時,債權人只能請求債務人的個人財產,但在債務人結婚時,債權人卻可以把配偶另一方拉入債務關系中,其中的正當性何在?尤其是,目前所討論的問題是配偶另一方是否以及如何承擔責任,因此更應當著眼于配偶另一方的因素而非債權人的因素,債權人能夠將配偶另一方拉入債務關系中的原因在于配偶另一方據此獲益,但在配偶另一方并未據此獲益的情形中就無理由這樣做;同時,無論是在約定之債和法定之債中,配偶另一方的風險控制成本并無顯著區別。因此,將約定之債和法定之債等同對待就具有正當性。

(四)共同生活的舉證責任和追償

最后需要討論的是舉證責任的問題。從一般生活事實考慮,即使目前我國的離婚率增加,但在一般情形中,配偶之間的關系親密度較之配偶一方與債權人的關系親密度仍然較高,這意味著配偶串通損害債權人利益的道德風險比配偶一方與債權人串通損害配偶另一方利益的道德風險更高,同時,債務用于共同生活比不用于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也要高。債權人應舉證證明該債務系因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如前所述,這并無疑問,也并非本部分當前討論的問題;夫妻共同生產經營具有相對公開性,債權人的證明難度相應降低一些,但仍然存在較大的證明難度;夫妻共同生活具有私密性,債權人的證明難度最高。從舉證便利性角度考慮,對于該債務用于共同生活和共同生產經營而言,配偶另一方比債權人舉證更為便利。因此,《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舉證責任配置整體上并不具有太大問題,有助于降低配偶雙方串通的道德風險和債權人的風險控制成本,只是因為有些法院在實踐中過分地“機械司法”導致了諸多問題,但板子應當打在機械司法而非該條文所確定的舉證責任整體配置上。

但基于諸多社會壓力,《夫妻債務解釋》第3條改變了此種舉證規則,配偶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應當首先推定為個人債務,債權人主張該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的,應舉證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這種改變并不符合一般的生活事實和舉證便利性的考慮,各地高院也認識到這一點,主張在適用《夫妻債務解釋》規定的同時,要強化法院職權探知,確有必要的可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主動調查案件事實,要認識到債權人對夫妻內部關系舉證的客觀難度,案件審理過程中要注意運用法官心證。如果堅持《夫妻債務解釋》的規定,除了應當強化法院的依職權查明,同時區分狹義上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生產經營,債權人主張用于配偶共同生產經營的,其舉證責任應當加強;債權人主張用于配偶共同生活的,其舉證責任應當相應減弱。同時,如果債權人是舉債方的近親屬,基于雙方日常生活交往的頻繁以及債權人對夫妻雙方家庭各方面境況的熟稔程度,對負債所得是否基于共同生活應有比社會一般人更清晰的認知,因此應當適當加重債權人的舉證責任。

即使如此,這僅僅是對既有的規定“打補丁”,仍可能會造成債權人證明的困難,從而增加整體的社會成本。因此,本文依然認為,在強化法院依職權查明的基礎上,整體上仍應當將舉證責任分配給配偶另一方。同時,區分狹義上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生產經營,在用于共同生產經營的證明上,部分弱化配偶另一方的舉證責任。如果配偶另一方主張未用于狹義上的共同生活,則其承擔更強的舉證責任,如果配偶另一方主張未用于共同生產經營,由于共同生產經營具有相對公開性,配偶另一方承擔更弱一些的舉證責任。如果債權人與舉債方存在近親屬等親密關系,配偶另一方的舉證責任也應適當弱化。

但是,這種舉證責任配置僅僅適用于配偶雙方與債權人之間這種外部關系。在配偶內部關系中,當然應當由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的配偶一方承擔舉證責任,其應當證明用于共同生活,如果其未盡到此種舉證責任,配偶另一方不承擔償還責任。即使堅持《夫妻債務解釋》規定,但由于舉證程度會有不同要求,仍然會出現舉證責任的內外分別。此時,就可能發生對外關系屬于配偶共同債務,但對內關系屬于一方個人債務的情形。為了避免由此出現的配偶另一方被拉入到債務關系中而導致的社會問題,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的配偶一方如果不能舉證證明負債用于共同生活,則配偶另一方在以其在共同財產中的潛在份額對債權人承擔責任后,有權依據《婚姻法解釋二》第25條向配偶對方追償。

(五)配偶一方個人債務中的共同財產潛在份額

在債務被認定為是配偶一方的個人債務時,會涉及到債權人對該方在共同財產中潛在份額的請求。如果是配偶雙方離婚后已經分割了共同財產,這容易處理,麻煩的是,配偶雙方的婚姻仍然存續時,如何實現債權人的請求呢?按照《婚姻法》第17條,配偶雙方對共同財產的權利是“共同所有”,這在文辭上就與《物權法》規定的“共同共有”存在不同,在具體含義上則存在以下區別:第一,共同所有指向配偶的整體共同財產這種“集合物”,而共同共有指向具體的財產,因此,《婚姻法》第17條關注的焦點并非財產的具體形式,而是財產的取得原因或者來源;第二,共同所有更強調配偶之間的內部關系,強調配偶之間就共同財產之價值的共有,而共同共有既注重共有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也注重共有人之間的外部關系;第三,由于共同所有更強調內部關系,因此其注重在配偶之間的不同勞動原則上等值評判之前提下的“按勞分配”的公平,而在外部關系中,為了實現交易安全的保護,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要求,更有理由對不動產等具體財產按照登記等確定為個人所有,以降低交易成本,而共同所有在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上都要認為是共有。總之,配偶之間的共同所有是指向整體財產的“潛在共有”或者“內部共有”,而共同共有是指向單個財產的“內外部共有”。

但是,為了避免配偶雙方隨時請求分割共同財產而造成對生活共同體的破壞,在婚姻關系存續中,配偶雙方不能隨時請求分割共同財產,因此配偶雙方對共同財產僅僅享有一種“潛在份額”,共同共有和配偶之間的共同所有在這一點上的考慮是相同的,故可以在此問題上類推適用共同共有的規則,《婚姻法解釋三》第4條對此予以明確規定。同樣,在執行中,可以考慮類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14條第1、2款規定,對配偶雙方的共同財產,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凍結,并及時通知配偶雙方;如果配偶雙方協議分割共有財產,并經債權人認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有效,查封、扣押、凍結的效力及于協議分割后被執行人享有份額內的財產,對配偶另一方享有份額內的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予以解除。

但是,問題在于,如果配偶雙方協議分割不成或者債權人不認可,如何執行?這涉及到配偶不請求離婚而請求分割共同財產的問題。無論是《物權法》第99條還是《婚姻法解釋三》第4條都允許共同財產分割和婚姻關系存續適度分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14條第3款也賦予了配偶另一方提起析產訴訟或者申請執行人代位提起析產訴訟的權利,配偶提起析產訴訟或者申請執行人代位提起析產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訴訟期間中止對該財產的執行。最高法院認為,提起析產訴訟的前提是必須符合《婚姻法解釋三》第4條的規定,否則不能支持析產請求,但是,如果被認定為是配偶一方的個人債務,則在對共同財產進行拍賣時,應在共同財產范圍內對該方所享有的財產份額進行處分,不得損害配偶另一方的財產份額。但可能產生的問題是,此時所可能造成的結果是拍得人的份額和配偶另一方的份額并存于之前的共同財產上,而配偶另一方與拍得人不存在共同關系,因此,僅可能是按份共有,但這里不存在維持共同關系的必要,同時按份共有會導致對物利用效率的降低,具有負外部性。因此,可以考慮的方案,或者是在認定債務屬于配偶一方的個人債務時,允許配偶另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的前提下請求分割共同財產,再由債權人申請強制執行負債方的份額,以最大限度的維護婚姻關系,也更為符合比例原則;或者,在拍得人取得配偶一方份額后,再由配偶另一方按照《物權法》第99條隨時請求分割。當然,配偶另一方也有權代負債方清償其個人債務,此時構成第三人清償,且因為配偶關系的存在,配偶另一方對履行該債務具有合法利益,所以債權人不得拒絕,之后債權人的債權法定移轉給配偶另一方,配偶另一方對負債方享有債權,除非其另有意思表示;配偶另一方也可以在符合《婚姻法》第32條的前提下請求離婚而分割共同財產。

六、結論

夫妻債務的背后蘊含了婚姻家庭保護和交易安全保護的價值衡量,這兩種價值并非截然對立,可以化約為債務人的婚姻家庭保護和債權人的婚姻家庭保護之間的關系,表現為配偶另一方和債權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夫妻債務的類型化區分實質上涉及到配偶一方個人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的風險如何在配偶另一方和債權人之間分配,故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是配偶另一方和債權人的風險控制能力強弱、配偶另一方的獲益可能性。據此,區分配偶雙方行為所形成的債務、一方行為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一方行為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通過債務類型、責任承擔方式和舉證責任這些技術工具實現利益平衡。夫妻債務整體上可以區分為連帶債務、共同債務和個人債務三種具體類型,連帶債務的責任財產是配偶雙方的共同財產和配偶雙方的個人財產;共同債務的責任財產是配偶雙方的共同財產和導致債務發生的配偶一方的個人財產;個人債務的責任財產是導致債務發生的配偶一方的個人財產和其在共同財產中的潛在份額。

據此,在法定共同財產制的背景下,夫妻債務的處理方案如下:

第一,因配偶雙方行為所負債務,應當適用一般的合同法、侵權法等規則,而存在不同的責任承擔方式和舉證責任,婚姻家庭法無需一般性地做出特殊規則,唯一需要規定的是,“因配偶雙方的意思表示所負債務,在無約定或者約定不明時,配偶雙方對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

第二,“配偶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配偶雙方應當對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但是,配偶另一方能夠合理證明該債務未用于共同生活,并且債權人在債權發生時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該債務為配偶另一方的個人債務。”其中,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依據一般的客觀標準而非實際用途予以認定。

第三,“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為配偶雙方的共同債務,以該方的個人財產和配偶雙方的共同財產償還:(1)配偶另一方未能合理證明該債務未用于共同生活;(2)雖然配偶另一方能夠合理證明該債務未用于共同生活,但因配偶另一方的原因使得債權人有理由相信該債務用于共同生活。”其中,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包括超出依據客觀標準認定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也包括雖然符合依據客觀標準認定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超越配偶雙方關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約定限制這種情形;“用于共同生活”應當廣義解釋為“配偶雙方從中獲益”。

由于內外關系中舉證責任的不同,在發生對外關系屬于配偶共同債務,但在對內關系上屬于配偶一方個人債務的情形時,“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的配偶一方未能合理證明該債務用于共同生活的,配偶另一方對債權人承擔責任后,有權在離婚時追償。”

薩維尼曾經論述道:“如果我們觀察非法律人對法典的期望,就會發現,根據法的對象不同,這些期望也很不相同,在這里也表明了所有法的雙重要素,即我在上文所說的政治性要素和技術性要素。這些期望在一些對象上有著直接清晰的體現,而其他一些對象則漠不關心地留給法技術:前者更多體現于家庭法中,后者更多體現于財產法中,尤其是財產法的一般基礎……婚姻只有一半屬于法,另一半屬于習俗道德,如果不將做出必要補充的習俗道德聯系在一起觀察,所有的婚姻法都是無法理解的……對于這一關系的非法律觀念,或者膚淺乏味,或者極為搖擺不定。這種膚淺乏味和搖擺不定都體現在婚姻法中。” 這已經指示出,財產領域和家庭領域分別貫徹著科學主義和倫理主義,但家庭法,尤其是涉及婚姻家庭財產的部分,卻需要對習俗倫理予以科學化的表達,體現出將非法律因素轉移到法律之中從而實現系統耦合的困難,體現出婚姻家庭法的特殊性與民法教義體系之間對立與融合的困難。如何立基于婚姻家庭領域的社會性和倫理性,實現其和民法教義體系雙向相互的價值上的供給權衡、視角上的區分整合、技術上的豐富控制,使得兩者能夠對接融合,就成為必須面臨的問題。對夫妻債務的立法方案、學術研究和實踐處理,立法者準備好原材料和菜譜避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司法者做廚師進行具體把握,研究者根據實踐經驗不停完善原材料和菜譜,這恰恰相互觀照地體現出上述關系,從而能夠取得更大和更多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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