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推理的理性化——《實踐理由與法律推理》
2019年11月14日      ( 正文字號: )
文章標簽:法理學   法律推理
[ 導語 ]
本文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理學研究所副所長,陳景輝教授的著作《實踐理由與法律推理》的開篇導言,經作者授權發表。
在書中,作者思考了法律、道德與實踐推理之間到底是何種聯系,法律理由與道德理由在實踐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怎樣的關聯。從五部分來闡述如何完成法律推理理性化的任務,甚至達到避免社會分裂的終極效果。值得一閱。
[ 內容摘要 ]
民眾在立場上的差異,甚至分裂,在我看來,正是“法律下的生活”成為現代社會之宿命的根本原因。以恰當的方式將觀念分歧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也才有機會避免由此引發社會離散的惡果。只要觀念上的分歧不至于引發行動上的對立,我們就會在獲得價值多元所帶來的那些好處的同時,有條件維系著一個社會的基本存在。

[ 內容 ]

對于身處現代社會之中的人們而言,“法律下的生活”不但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的基本樣態,甚至這種生活的出現本身就具有某種命中注定的必然性,以至于人們已經開始遺忘“沒有法律的生活”究竟是何種滋味。這樣的感受,同樣也為身處迅速轉換時期的中國民眾日漸熟悉。他們一開始是從“依法治國”或者“法治國家”這種頗具政治意味的名詞中,體會到法律對于政治結構可能擁有的巨大影響力。不過,由于種種原因,政治結構的問題并未真正成為人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將政治生活視為某種公共生活的話。只有當法律以各種方式頻繁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糾纏的時候,它對公共生活而言,才真正算得上是至關重要的。其中,案件的訴訟與裁判,必然是法律與日常生活相互糾纏的通常形式。尤為重要的,即使民眾一開始可能只是因為“獵奇”或者“看熱鬧”之類的原因,產生了關注案件訴訟的最初沖動,但是他們很快就會發現旁觀者和參與者的身份是可以輕易倒轉的,“觀察者”的中立姿態無法始終保持,他們隨之也就有了發表意見和看法的基本理由。一旦這些部分逐漸豐富起來的時候,它們就會成為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話題。

然而,這些意見的發布本身之所以具備話題性,不僅僅是因為每個民眾都是潛在參與者這個公共性或者政治性的部分,而是因為民眾在看法上已經有所分歧、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存在著嚴重的姿態對立。即便是通過聯系某些基本價值或者原則的方式來對這些討論做抽象化的處理,這樣的做法還是無法保證每次均能獲取共識性的看法與姿態。這種情況表明:民眾在立場上已經有所差異,甚至已經有所分裂。在我看來,這一點正是“法律下的生活”成為現代社會之宿命的根本原因,因為現代社會原本就是一個立場或者價值分裂的社會。而之所以中國社會逐漸走向了“法治社會”,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我們這個社會價值共識正在減少、觀念分裂日趨增加的現實。我們對法治或者法律之下的生活要求有多么迫切,就意味著我們這個社會觀念分裂的程度有多大。或許我不應當使用“分裂”這個近乎危言聳聽的語詞,而是應當選擇“(價值)多元”這個更為中性的表達,不過這樣的做法并未減低問題本身的嚴重程度。如果不能對此給予有效回應,巨大的災難性后果必將隨之而來。通常,“重尋或者重建(價值)共識”被視為最為重要的因應手段,然而這樣的做法 不但是一個無視現實的過分理想化的方案,而且還會遺失“(價值)多元”可能帶來的“自由”之類的好處。

正因為如此,法律理論家就不能如同社會的普通民眾一樣,過于關注具體案件裁判中所涉及的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應當就其背后的“(價值)多元”問題做整體式的思考。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以恰當的方式將觀念分歧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也才有機會避免由此引發社會離散的惡果;否則,我們這個社會就不過是一群人的簡單集合,而不再能夠被合理地稱作一個社會。問題是,將觀念分歧限定在何種程度才能真正避免社會的分裂呢?答案很簡單,只要觀念上的分歧不至于引發行動上的對立,我們就會在獲得價值多元所帶來的那些好處的同時,有條件維系著一個社會的基本存在。這一點,正是本書被冠以“實踐理由與法律推理”的根本原因,因為“實踐理由”這個概念以及由此帶來的理性化的效果,正是避免因觀念分歧引發社會分裂的基本條件。由此一來,實踐理由必然成為我們思考法律推理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同時這也迫使我們必須提高法律推理問題的論證強度,而與具體的案件爭議保持一個合理的觀察距離。除此之外,提高論證強度的原因還在于,實踐理由同法律基本屬性的問題也有緊密的關聯,所以法律推理的問題必定還會牽涉到法律理論上的基本立場,雖然我并未在此書中明確表達法律實證主義的基本主張,但是細心的讀者依然會發現這個部分的內容隱含其間。

當我將“實踐理由”與“法律推理”這兩個問題結合起來的時候,法律推理的理性化問題就成為貫穿本書的基本線索。如果將這個中心任務做進一步的分解,以下五個部分就會依次展現在我們面前:首先,為了實現“有效解決行為上的分歧、容忍看法上的分歧”這個中心任務,法律推理必然同時負擔了雙重任務:法律推理不但表現為依據實踐理由進行的公共判斷,而且還是落實特定實踐理由的具體化過程。其次,公共判斷的理性化,不能脫離實踐理由而單獨存在,因此一個“準形式主義”的基本立場就會呈現出來;同時,實踐理由的具體化,更是要求我們集中關注實踐理由的具體類型。再次,很容易就會發現,實踐理由有兩個基本類型:一階理由與規則。其中,一階理由因其本身就是道德理由,所以其理性化能力毋需別尋他途,關鍵的問題是規則的理性化如何獲得。假如規則不能在一階理由之外尋找理性化的基礎,那么一階理由與規則的劃分就會歸于消滅。針對這個問題,我依據“內在價值”的基本概念,討論了規則是如何以有別于一階理由的方式獲取理性化的。第四,“解釋”通常被認為是由實踐理由的模糊性引起的現象,并且終結于道德上的最佳化判斷。通過深入檢討這種看法背后的理論資源,依據一階理由與規則在文義上存在的重要差別,我認為解釋不但是一個僅與規則有關的現象,而且也是只發生在規則文義范圍之內的現象。最后,當規則的文義無法解決待決糾紛時,類比推理必然會牽涉進來,而類比推理的理性化是個備受質疑的問題。我通過將類比推理區分為兩個基本類型:規則之下的類比推理與一階理由之下的類比推理,然后分別指出它們各自的理性化條件。通過以上的闡述,我相信:不但法律推理的理性化任務足以完成,社會分裂亦有機會因此而避免。


本文作者:陳景輝


實習編輯:姬佩珩  責任編輯:賀舒宇

發表評論
推薦閱讀
尋找“憲法時刻”
“任何一個國家的建國時期都有一個非常政治狀態。”在這個階段,都有一個憲法時刻。
《商君書》中“法治”思想與現代法治理念辨析
《商君書》對法律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極為重視。但是,這種重視又與現代法治理念有著內在的本質差異,需要正
向民間規約和古代律法道別?
《民間規約與中國古代法律秩序》對于中國古代民間規約及其在古代法律秩序中的地位進行了全面的探討與解讀。
熱門排行
學術公告
問答集錦
相關文章

編輯:石璐

向編輯提問:

分享

掃二維碼
用手機看民商
用微信掃描
還可以分享至
好友和朋友圈

中國民法學研究會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

本網站由王利明教授創辦并提供全部運作資金 Copyright◎2000-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備05066828號-27 
E-mail: [email protected]

彩票开奖查讯